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法律实施做出深刻论述和明确要求，指出: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，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。
2010年，国务院又出台了《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》，也很快成为制定新的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的参照依据。(24)此外，朱景文教授于1994年介绍的美国法律指标理论，(25)也成为一些法治评估的理论基石。
(19)许涤龙、欧阳胜银：《法治社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初步分析》，载杜钢建主编：《法治湖南与区域治理研究》(第3卷)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，第64～77页。该方法用于各个数据的计算，可分为两种类型：一种是线性加权函数，另一种是几何加权函数。这种做法与国际法治评估的指标类型恰恰相反：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(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)和世界正义工程(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，WJP)法治因子体系绝大多数是主观指标。2.法治建设评估方法 在此类评估中，德尔菲法、统计调查法、绩效评估法、线性计算法是四种最常用的方法。研究人员依照科学性原则、典型性原则、可操作性原则、可比性原则、指标属性明确原则，(40)最后筛选出了15个客观指标，其内容和结构如下：(41) 第二个指标体系是2005年以来学者设计的浙江湖州法治环境指标体系，由立法、执法、司法三个法治基本要素以及法治意识和监督机制两个要素共同组成。
(47)参见王称心、蒋立山主编：《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——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》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16～118页。由于理论方法的不同，国际评估多以法治指数的形态出现，而中国法治评估特别强调指标体系的构造设计。（城邦）居民中包括奴隶和农奴，在许多城邦中有大批原初被征服的人的后代，他们本身是自由的，却被排斥在统治圈子之外。
卢梭们对于古典政治的憧憬，源自于对于现代社会的深刻反省。从古典延续下来的身份传统，在中世纪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更为严峻的人身依附关系：不仅是物质上的依赖，更是精神上的控制。[41] [美]道格拉斯•诺思：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144页。[25] [美]乔治•霍兰•萨拜因：《政治学说史》（上册），盛葵阳等译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，第37页。
城邦由奴隶、无公民身份的自由人和公民组成，仅有公民有资格参与城邦政治生活（妇女亦除外）。2.给定身份，即由某一权威因后天因素给予身份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一元身份虽然是封闭的，但有时也会向其他阶层开放，但这并不会影响一元身份的利益格局，反而还会为其身份特权和专制提供正当性说辞，因为进入统治身份的外人，往往会被特权同化。简单地讲，这种价值体系就是基于身份归属的社会等级观念。[31] [美]斯科特•戈登：《控制国家》，应奇等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45页。罗马法中有格言曰：家父权并不触及公法，无论公法中父与子的地位如何，只要是在私法关系中，子就必然受到父的管辖。
长此以往，当现代社会的英雄崇拜一波波袭来时，个人进一步堕入利己主义之中，完全不可自拔。[54]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与古代性相对应的现代性，而现代性首先是通过反对古代性而彰显的——现代性就是抛弃古代传统的一个过程。上文提到对于罗马时期的一个认识，即罗马时期的私法是非常发达的，因而透过私法精神可大概了解罗马公法之轮廓。在《古代法》一书中，梅因指出：‘身份这个词可以有效用来制造一个公式以表示进步的规律，这个规律是足以确定的。
而在社会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人，总是试图将这种优势关系固定下来，即使在自己先天能力退化或有更强的人出现之时，他也能霸占之前的优势地位，当然他也想将此身份利益惠及后代。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，人从现代性伊始，就被置于虚无之中。
但由于能够实现价值的只有一种身份，即统治身份，因此，此身份对于其他身份，即是特权。他坚决反对抹杀多元群体和多重身份，反对按照狭隘公式界定单一身份群体。
[51] [英]詹姆斯•布莱斯：《神圣罗马帝国》，孙秉莹等译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，第325页。四、中世纪的双重身份专制与义务强迫 （一）野蛮时代的无序 当被称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开始侵吞罗马帝国之时，欧洲文明便开始进入重生期。而各种制度的演变，则可以简化为作为制度主体或客体的身份范围的变化与身份的转换。作者简介：秦小建，江苏如东人，法学博士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。身份因此转向了与人的生活更为密切也是公民更为关注的私人领域，这就是梅因在《古达法》中所考察的人法，典型如家长权。[12] 可见，公民在城邦政治生活享有完全的参与权，当然这一所谓公民权利不能与现代所言的公民权利同日而语，后者意味着个体利益，而前者的基础却更多的是以公民对城邦的义务形式存在着的。
在利己主义的个人面前，权利成为唯一说辞，道德被抛之脑后。[57] [英]安东尼•吉登斯：《现代性的后果》，田禾译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，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4页。
[53]因此，一元身份与多元身份的差别，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身份制的主要差异所在，而这种差异根源于其封闭程度。参见[法]邦雅曼•贡斯当：《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》，阎克文、刘满贵译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，第28-37页。
而且，古罗马的私法身份，还是经由古希腊的政治身份逐步演化而成，二者之间亦存在内在关联。[22] [英]霍布豪斯：《自由主义》，朱曾汶译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，第4页。
不仅是对于单独一方的依附，更是经受来自教会和封建主的双重压制。然而，对于权利的这种误解，却不是现代人的故意为之，也绝非个别人的偶然所为。值得欣慰的是，这些设想虽在当时无济于事，但或多或少地在现代国家得到实现了。现代社会的起源，就是破除身份枷锁、推倒身份专制、消灭身份特权的历史过程。
贡斯当指出，狭小的领土及其所导致的好战精神，使安全、独立和生存成为古代国家永恒的兴趣或者说几乎是习惯性的关注。不过，身份伦理与政治生活的完美结合，依赖于客观而自然的条件。
[21]总而言之，城邦身份政治的理想图景依赖于多种客观条件的并存，因而也潜含着多种变动的因素。中世纪初期，基督教会为制止战争、恢复社会秩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颇为讽刺的是，柏拉图《理想国》所描述的不正义的人生活得比正义的人要好的场景，却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常态——维系社会的只剩下利益。罗马征服了希腊，却被希腊文明所俘获。
贡斯当说：在古代人那里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都是主权者，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。[21] [英]霍布豪斯：《自由主义》，朱曾汶译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，第3页。于是，各种制度便是有效的手段，身份制便由此发端。服从等级制，就是服从上帝，因为等级制是上帝的意志。
[10] [古希腊]亚里士多德：《政治学》，颜一、秦典华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4页。在古希腊哲学的视野中，人是作为一种政治动物存在的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梅因在这一方面做出的研究堪称典范。封建所有者的重要性纯粹是个人的重要性……他自己上面没有一个他仅作为其代表和解释者的上司，在他的旁边没有一个与他地位相等的人。
因此，从身份到契约这个公式在说明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，能不能产生私法意义上的那种效果，还不能妄下定论。[13] （二）城邦先于个人 古希腊身份政治的舞台是城邦，其立足点在于城邦政治及其所承载的正义。
